【字幕】广东，顺德市
广东顺德，莫栋梁老人的家中保存着一张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珍贵照片。
【同期声】莫栋梁，莫雄之子：“这张照片是1956年项叔叔（项与年）他南下广州，就把我父亲接上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前面那个小孩就是王世英的孙子。”
【字幕】1956年国庆阅兵式
1956年10月1日，曾经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莫雄受共和国上将李克农的邀请参加了国庆阅兵观礼。
【同期声】莫栋梁，莫雄之子：“把莫雄就接到北京，就见到李克农了。李克农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两个人也是抱到一块。”
【字幕】莫雄，项与年
典礼结束后，莫雄与结识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项与年拍摄了这张合影。这一年，莫雄65岁，项与年60岁。
莫雄与项与年的相识是在1934年3月。此时，与中共交往密切的同盟会早期成员莫雄刚被任命为国民党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王世英、卢志英、项与年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秘密进入莫雄的保安司令部潜伏。
【字幕】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旧址
1934年夏秋之交，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庐山军官训练团驻地等处多次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和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此时，五十余万国民党部队采取“堡垒政策”逐步推进，不断压缩中央红军的战略空间，企图彻底摧毁中央苏区。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莫雄多次参加了会议。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对这次宏大的进攻计划依旧记忆深刻：“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地图上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码的格子，哪个部队或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这些都有极为周密的布置。”
九月的一次会议中，随作战计划同时下发了一份新的通讯密码，这是由德国专家按照欧洲最新的密码编译技术制订的。一旦国民党部队全部更换密码，将对红军的电讯侦察工作造成巨大的困难。
【同期声】莫栋梁，莫雄之子：“于是他（莫雄）在会议闭幕之后，他马上就连夜赶回了德安司令部，就把这几个，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都召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他就把这个计划全套地拿出来，拿给项与年跟卢志英、刘哑佛他们看。”
这份作战计划要点当晚即通过电台发往了中央苏区，但详细的作战计划与通讯密码则让几人感到了棘手。经过商议，最终这些情报被缩写在四本四角号码辞典上，由熟悉当地方言的项与年携带，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的道路。
在中国的版图上，江西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省内交通落后。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要经过南昌、乐安、宁都等县市的几十个关卡，大部分路程只能在山林中徒步过关。越是靠近赣南，封锁盘查越严。当时的国民党实行“保甲制度”，外乡人进村会受到严密盘查。项与年开始使用的教书先生身份已无法提供掩护，几本辞典一旦被发现就，就有被怀疑、查缴的风险。
【同期声】莫栋梁，莫雄之子：“也是遇到很多困难，最后他（项与年）要扮成乞丐，把自己的四个门牙给打掉了，满脸的污血，完全认不出他的样子的，这样像个老乞丐了。”
【字幕】江西，瑞金市
项与年日夜跋涉，穿越重重封锁，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从德安赶到了四百多公里外的瑞金，把最新的国民党军事计划与通讯密码交到了负责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手上。当周恩来和李克农见到项与年时，几乎不敢相认，眼前站着的这位“老叫花子”就是他们熟悉的部下——项与年。
面对严峻形势，中央红军已经准备实施战略转移，项与年等人获得的军事情报为准备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重要帮助。
【字幕】叶剑英，毛泽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任命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特意嘱咐叶剑英，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此人应予以安排工作。莫雄与项与年就这样留在了中共秘密战线的史册上。
1934年10月中旬，江西寻乌筠门岭的粤军独立第七师师部戒备森严，两乘四人小轿被秘密抬进了粤军独立第七师师部，轿中乘坐的客人是共产党员潘汉年与何长工。
【字幕】潘汉年（1906-1977）
潘汉年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上海滩的十里洋场让潘汉年如鱼得水，从容游走在各政治势力之间，为党获取情报。
【字幕】陈济棠（1890-1954）
广东北部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先进入的国民党统治区，负责堵截的国民党将领陈济棠经营广东多年，被称为“南天王”。为保存实力抗衡蒋介石，陈济棠从1933年就开始秘密与中央苏区进行贸易往来。
【同期声】中共寻乌县委党史办公室，曾令忠，主任：“蒋介石来了，他（陈济棠）说，不管是赢还是输，广东都变成了蒋介石的，不干，不行！他说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妙计：送客！就是送客。”
潘汉年与何长工此行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与粤军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谈判。筠门岭这座洋楼上的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在上海滩见过大世面的潘汉年熟悉国内、国际形势，牢牢把控着谈判的节奏，双方最终达成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为了保密，谈判没有形成文本，双方代表各自将协议记在了笔记本上。
潘汉年与何长工当时没有携带电台，所有与中央的联系都是由粤军转达。谈判刚刚结束，他们就接到了粤军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的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
【同期声】中共寻乌县委党史办公室，曾令忠，主任：“杨幼敏拿着这一看，就是说，笑着说：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我们两个谈判代表也很聪明的，笑着说：不是不是，是我们谈判成功了，和平鸽要飞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是一次极为艰难、隐秘的军事行动，在项与年、潘汉年等一批秘密战线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央红军主力得以顺利突破粤北山区，避免了在蒋介石“铁桶计划”“围剿”下全军覆没的危险。
同样的密约，也在当时各根据地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发生着。
【字幕】《汉中密约》原件
这份保存了八十多年的重要档案记录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次重要的协议，结尾处“知名不具”四个字带有鲜明的秘密工作特点。
【字幕】杨虎城（1893-1949）；武志平（1901-1991）；傅钟（1900-1989）
1933年初，蒋介石命令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配合川军夹击刚刚进入巴山的红四方面军。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密派少校参谋武志平出使红军求和。武志平为中共秘密党员，在出使之前，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身份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外加一份军用地图。八天之后，武志平在四川通江县一座平民屋里将所带密电码和军用地图交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有了这份密电码，红四方面军不断截获国民党军情报，从而掌握了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
【字幕】《汉中密约》原件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为了防备文件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武志平没有留下真名，只是用“知名不具”转达了杨虎城这位进步将领的决心。
【字幕】江西，瑞金市；曾希圣，钱壮飞
1932年初，瑞金中央苏区一座不起眼的院落中秘密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中革军委二局。这个机构专职破译地方密电码，其主要领导曾希圣、钱壮飞都是原中央特科军委谍报科的骨干人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把他们比作“读天书的人”。1932年8月，红军在攻占江西宜黄县城后，在一个缴获的国民党军公文包中发现了一份已译出30多字的电报。从这30多个字开始，曾希圣、曹祥仁等破译人员还原了发送这份电报的“展密”密码本，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摸索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编制规律，解开了国民党军事密码的面纱。
【同期声】原军委二局无线电大队，冯文彬，政治委员（1992年采访）：“当然毛主席的指挥领导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这些情报，毛主席也困难。现在主席高兴了，看到（我说）文彬同志，这个缴来的电台很好啊，赏他两块大洋买鸡吃。”
通过战场缴获与潜伏人员情报相配合，红军对国民党部队的电讯侦破越来越详尽。这些情报逐渐成为了红军在长征中军事决策的重要依据。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恢复了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实就虚，不断创造和抓住战机，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这一系列的战役行动背后，是中革军委二局情报方面的支撑。
长征途中，为适应长途行军，军委二局的人员和器材一分为二，每天让一队随大部队行军，另一队留在原地进行监听和破译。到了约定的时间，前一队停止行军开机工作，后一队再追赶部队。就这样，军委二局在艰苦的环境中保证24小时开机监听，为红军指挥机关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国民党军为了防止电讯被破译，开始编译多种密码，每部电台各发十种秘本，每日调换，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但军委二局破译人员仍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
【同期声】“这个坟迁上来的时候，当时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就自发重新翻建的。这几年来，很多干部群众都来这个地方瞻仰烈士精神。”
【字幕】钱壮飞（1896-1935）
贵州金沙县有一座面积不大的陵园，每隔一些年，当地群众都会自发筹资进行修缮。墓园的主人为中共秘密战线的杰出战士——钱壮飞。红军抢渡乌江期间，时任军委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为侦察渡江路线只身进入黔南山区，不幸牺牲。2009年9月10日，钱壮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字幕】湖北，红安县，红四方面军诞生地；蔡威（1907-1936）
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过程中，由宋侃夫、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二局也在密切跟踪着频繁调动的国民党军电台信号，坚持全天守听，破译其密码，将获得的机密情报转告党中央，有力地帮助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1936年9月，因为过度的劳累，年仅29岁的蔡威在红四方面军过草地途中病逝，为中国革命献出了青春与生命。
【字幕】二局全体工作人员摄影
这是一张军委二局到达延安后的全体人员合影，他们分别来自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就是这些年轻的面孔为红军数万里的征程默默保驾护航。
【同期声】钱泓，钱壮飞之孙：“解放以后，毛主席曾经说过，好的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长征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是毛主席对二局的一个评价。”
【字幕】贵州，原毕节公署旧址；莫雄（1891-1980）；卢志英（1905-1948）
1935年春天，莫雄被调到毕节主持国民党黔西军事。在莫雄到达之前，一直与他合作的共产党员卢志英已经在毕节开始了工作。毕节市七星关区中华南路41号有一座始建于清代的关公祠堂，被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这座香火鼎盛的祠堂曾经是中共驻毕节的秘密联络点。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草原艺术研究室社就设立在这里。卢志英在担任国民党毕节公署参谋长时期，利用招聘雇员的办法将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录用到国民党毕节公署，在其手下工作，搜集和传送情报。
【同期声】李凯城，李克农之孙：“要说从事这项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我想最根本的就是两条：第一，忠诚。他们掌握了很多权力，也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诱惑，如果革命意志不坚定，对党的事业不忠诚，那么随时可能出问题、甚至可能出大问题。第二个，就是机智。”
白天，卢志英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官员；夜晚，则借口参与读书会频繁到陕西庙开展学术交流。一份份绝密情报就在书声琅琅中完成了传递。
【字幕】龙云（1884-1962）
1935年4月，云南北部山区发生了一场很小的战斗。红一军团前卫营利用卢志英提供的准确情报在公路上伏击了一两隶属于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军用卡车。卡车里装满了云南当地的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名茶、云南白药，最重要的是二十余份1：100000比例尺的云南地图。
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一直困扰于地图的缺乏。长征出发时，中革军委手中只有一份中学课本上的中华民国全图，图上最精确的标注是每个省的省会。有了卢志英帮助获得的军用地图，毛泽东迅速查出了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中央红军主力得以迅速抢占三个渡口，并在皎平渡口找到六条木船。至1935年5月9日，两万多人的红军从皎平渡口顺利北渡金沙江。此刻，距离国民党部队的又一次合围完成只差了两天。
【同期声】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罗援，副秘书长（2016年采访）：“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要打败敌人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战场，一个是隐蔽战场。如果革命成功了，应该首先给这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要给他们授勋。”
令人叹息的是，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许多人却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解放前夜被秘密活埋在雨花台旁的小山上，牺牲时年仅43岁。
每年清明，雨花台卢志英墓前都会迎来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这些南京市雨花台试验小学的孩子们从1955年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卢志英中队，这是全国第一个以英雄命名的红领巾中队。英雄的墓前鲜花历历，曾经的铁马金戈早已化作和平年代中一段段传奇，而红色基因却在孩子们崇敬的目光中、在飞扬的红旗下代代相传，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