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书 履
陕北说书的缘起、发展、成型，经过了漫长的时代融合了多种历史因素。中国说唱文学的形成，基于《诗经》，而陕北说书则是在说唱文学基础上，吸取千百年中独特的边塞文化、黄土文化营养，绽放成长的一支民间艺术花种。犹如装扮陕北春天的山丹丹一样，点缀着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的精神生活。（陕北说书情景镜头）
专家曹伯植（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谈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属曲艺类的说唱艺术，源远流长、历史久远，是研究中国文艺史的活化石。这里的陕北不是行政区域的陕北，而是文化区域的陕北，以延安、榆林为中心，辐射晋、蒙、宁、甘部分接壤县（旗）。陕北说书这个名称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延安文艺工作者走向全国，为宣传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了功的陕北民间艺术时，为了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民间艺术，才统统冠以“陕北”二字，诸如“陕北说书”“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贺敬之先生说“陕北说书就是陕北的叙事诗”，陕北说书确实博大精深，每一部长篇陕北说书都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过去的陕北农民大多不识字，又没有现在的通讯设备与影视媒体，他们的知识、常识、哲理、伦理道德、为人处世学问从哪里获取呢？除过家长的言传身教以及自悟自学外，主要靠听书。
任何一门艺术的繁衍传承，不可能一成不变。自上古巫瞽起始，说唱就被社会看做盲人的专项业务，盲人一直占据说唱文学的主体位置。陕北说书过去人们俗称“瞎子说书”，他们的书艺主要靠师傅口传演教，表演场所无非是乡村庙会、农民家里，当然，入城说书，有时也进官贵之门，宿路边小店。他们养家糊口、维持生存的本领就是说书。而要使自己这项业务聚听众，有市场，就必须有新奇诱人的好素材。素材来源一是野史、正史演绎加工，一是民间传说收集创作。
据记载，古代男子上六十、女子满五十岁后，如无儿女，则由国家供给养老，实行“五保”。不过国家要安排他们干力所能及的事，即组织到民间采风，收集国家有用的各种信息资料、民间文艺。这些老者便手持木质铃铛，边走边敲，走街串乡，询听民众以说唱方式表达心声、议论朝政，采集到的资料及时呈递君主。议政良策，君主作为治国参考，趣闻轶事，则加工成愉悦心情的唱词。后来，朝廷专门设置“稗官”，职责是为国王搜集街谈巷语、乡村风俗。稗官所记录的东西后世称之为稗官小说，又名民间故事，既然是民间故事，自然出自民间说书者之口。人类文明的前夜，人们对诸多自然现象不解。有时利用虚幻的梦境编造故事，有时依靠丰富的想象或借一事夸大其词或虚构，这就产生了《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应是说书人选材提炼加工的成果。
（书词演唱）
三皇五帝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东西晋，
南朝北朝分两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
宋元明清帝王休。
一朝天子一朝臣，
天降真龙座京城。
………………
《代州还愿》（摘说书研究p83）
不说周来不说秦，
也不讲西京唐世宗。
你要问讲的是哪一段，
说的是九朝八帝赵飞龙。
仁宗皇帝座金銮，
文武两班上方星。
文曲星官包文正，
武曲星官杨总兵。
包爷做官实在清，
日断阳间夜断阴。
日断阳世千条路，
夜断阴曹一时辰。
不讲包爷做官清，
单表稀罕事一宗
要知小书出何处，
各位不知慢慢听。
家住就在代州城，
离城十里有家门。
住着田家二弟兄，
弟兄二人好光景。
老大名叫田金文，
老二名叫田金同。
老大娶妻陶三春，
老二娶妻白四珍……
陕北说书开篇后，一般都是苦尽甘来，悲欢离合。故事正面主人公或飞天横祸、遭人陷害，或历经坎坷，磨难重重，最后好人得好报，恶人被惩罚，结局大团圆。
街谈巷语，大多“劳者歌其事”，劳苦大众的吟唱大都是借事说理、借题发挥、借古讽今、借槡骂槐。对治国明君太平盛世，说唱歌颂，对亡国昏君乱世政治，书词谴责，对忠臣良将英雄义士，极尽宣扬，意欲流芳百世；对奸佞贼子无道小人，贬斥诅咒，使其遗臭万年。这些劳者之歌，流传千百年，也是陕北说书的主要题材。
陕北说书开场常有这样的唱词（说书人演唱）：
琵琶好像一头牛，
书匠背上串世游。
东头收成好吃东头，
西头收成好吃西头。
东西南北都不收，
琵琶饿成空壳篓。
与今对照，在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人们精神生活基本处于贫乏状态。即使是王公贵族，可供娱乐身心的行当寥寥无几，听唱听说是主要愉悦项目。据史书载，汉朝的东方朔、枚皋等人，语言幽默滑稽，嬉戏逗笑艺术高超，类似于现代的陕北说书大师韩启祥、张俊功或相声演员冯巩、郭德纲等笑星，不过前者的观众是皇室帝王，后者的观众是广大人民群众。
盛世大唐，作诗风靡，诗句也是说唱文学中语词的高度升华与凝练。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朴素优美，很接近书词，为广大下层民众所接受。他的《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诗作，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描述的生动逼真，饱含情真意切。
北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兴盛，风行于社会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叫“陶真”。被梁启超誉为“亘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于公元1195年写下一组四首七绝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中第四首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做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朗。
诗人当时乘小船游玩至临近一叫赵家庄的村子，上岸后已是夕阳西下，村口一株茂盛的古树下，盲艺人敲鼓说书，引得观众阵阵吆喝。此书说唱的是赵贞女与蔡中朗的故事。蔡中朗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官至中朗，故又称蔡中朗。蔡中朗故事在南宋时是民间说唱文学的流行题材，而且，蔡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故事梗概是：蔡邕赴京赶考，中举做官后，抛弃父母不赡养，遗弃妻与子而不顾，攀龙附凤，赘入豪门，尽享荣华富贵，。妻子赵五娘孝顺公婆，艰辛持家。公婆去世后，以罗裙包土，埋葬公婆，为让公婆得到香火祭续，身背公婆画像，卖唱寻夫，找到京城。蔡邕却拒绝相认，并将五娘害死。上天怒其不仁不孝不忠不义，发暴雷将蔡邕震死（民间称为龙抓）。
陆游的这首诗歌是以文学手法对当时民间艺人说唱情景所作的真实描述记载。那位盲艺人的表演与今陕北说书表演没有两样，只是乐器不同而已。诗中盲艺人说书辅助工具是鼓，陕北说书艺人手弹三弦或琵琶。
陆游诗诠释了说书这门民间艺术在宋朝已兴盛,且深受民众欢迎。
历史潮流汹涌向前，说书艺术随之改进。到元明时期，民间说唱文学逐渐形成地域特色，种类也有细化，出现了多种称谓，总称词话。至明代，词话分“唱词”“盲词”“弹词”“说词”“门词”“陶真”等，虽说名称五花八门，但演唱形态大同小异，主要是盲人男女弹琵琶或三弦伴奏，
元朝时期，说唱词话不单是盲人的专营，好多明眼人特别是年轻人也从事，且流入城镇表演成风，以致当朝以误人子弟或不务正业而颁律禁之。《元史.刑法志》载：“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
当时的说唱之风流行从中可窥，城镇乡村，人们广泛喜爱，有时聚集百人听说唱，以至于统治者认为耽误了生产、毒害了青少年思想，影响了社会风气，从而制定法律进行制止。
（镜头取元朝时说书场景）
到了明代，南北各地说唱表演更是风行。明时姜南《蓉塘诗话》卷二记述：“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又据相关文史记载，当时中原一带，男女盲人，多数从事说唱艺术，他们背着琵琶，或入城走大街串小巷，或赴偏远乡村，摆开场地，进行表演，观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通宵达旦不停，男耕女织正业也由此荒废。朝廷为此禁绝，盲人全部离去，境内风气恢复正常。由此可知，词话说唱艺术在那时对社会影响够多大。
（镜头选取明时人们聚众听书相关资料）
《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书词选：
望见城头高十丈，
进了三重铁叶门。
长街市上投南走，
花花世界锦乾坤。
东市接连西市去，
南街人看北街人。
卖布铺对缎子铺，
茶坊门对酒坊门。
生药铺兼熟药铺，
买花人叫卖花人。
夫妻贪看城中景，
不觉红日落西沉。
秀才一见天色晚，
询问招商客店人。
书词对城景街象的描述，逼真形象，妙趣横生。
元明时期统治者对民间说唱文学的禁戒，还有一个原因，即正统避讳。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帝王官贵的名字都要避呼，何况去扮演表演，更不允许，元代禁止“扮演词话” ，《大明律》“禁止扮作杂居律令”规定：“饭乐人搬做杂居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此律令虽对演绎行业进行限禁，但对于宣善尽孝、劝戒教化类不为违规。这就是讽喻统治不利统治的禁，帮助统治有利于统治者治世的曲艺，则予以鼓励，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共同使用的双重标准。在当朝这样的统治理念驱使下，传统民间说唱文学的“劝世”主旨日益强化，曲艺不知觉担当起宣扬因果报应、教化世俗民风的责任。从《包公案—乌盆传》书词中我们明显看出：
唱尽伤情剧一本，
后劝众人存善心。
便看宗富身屈死，
只因图名丧了身。
劝君莫做亏心事，
日月三光作鉴证。
孝顺之人天助福，
忤逆之人佛也嗔。
暗里损人人不见，
谁知头顶有神明。
作善逢善人自用，
作恶天公不顺情。
皇天报应无差错，
不曾差了半毫分。
善有善报终须报，
恶有恶报祸来侵。
莫道虚空无神道，
霹雳雷声处处明。
在那下层民众无奈残酷生存环境的年代，人们将一切意愿希望寄托予神灵。说唱文学中蕴含宗教理念的教化模式，确实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
明清时期，佛教和各民间教派遵照一定的议程规定演唱的说唱文本，称作“宝卷”，宣唱宝卷又叫“宣卷”。宣卷是佛教僧侣讲经说法、悟俗化众的宗教广告方式，表演时照本宣科念唱，不得离本发挥，与今天主教念经相似，后发展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民间信仰、教化、娱乐活动。根据延安大学教授孙鸿亮先生研究，宣卷与民间说唱不属于一个系统。民间说唱文艺可根据讲说故事的情节演化即兴说唱或现编现唱。而宣卷和民间说唱也有相互吸收、融合之处。陕北农村庙会和民俗宗教信仰活动中，说书其实担当了宣卷功能。
（请神唱词选，书匠表演镜头）
清净妙真香焚在金炉上，
香烟彤彤紫气放红光。
上通天宫悠悠无遮挡，
顷刻云雾满十方。
玉皇忙把敕令降，
祭主忙忙摆供养。
七珍八宝献在香桌上，
明茶净酒满奉上。
呐摩灵感灵应，免难消瘴，祥云罩十方，无量大天尊，急急如令。
小小金炉七寸高，青龙白虎绕周遭。
香烟起去龙摆尾，香烟罩定虎腾腰。
分开天门第一层，谨请一切众诸神。
分开天门第二层，时值官曹两边排。
分开天门第三层，二十八宿相跟来……
延安曹伯植先生将陕北说书喻为中国文艺史上的活化石。从陕北说书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看到中国文艺一步步演化的踪迹。说书是戏剧、小说之源，小说和戏剧是在说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明时期词话为陕北说书的成熟奠定了主要基础，明清时宝卷演唱形态为陕北说书的独特风格设置了主要框架。孙鸿亮教授从定边图书馆收藏的《烙碗记宝卷》中一段唱词中看出，其文本格式与陕北说书非常相似，说书人后来将其当做底本使用。
却说刘自明打死管贤郎，众人把自明拿住，送到堂上，下在牢中，员外酒醒吃了一惊，我在哪里？牢头说：“你昨日酒醉打死管贤郎，把你下在监中了”。员外听得失了色，浑身打战吃一惊。哭一声眼流下伤心痛泪。
我如今果闯入地网天笼，
想当初我依着先生之话，
躲满了一百日不惹祸星。
叫一声亲兄弟你怎知道？
却把你亲哥哥丧了残生。
只为酒生把我性命送了，
叫牢头可怜见不敢忘恩……
词话到了明代衍生为弹词与鼓词两个体系，弹词流行于南方，鼓词盛行于北方。其中鼓词接受了词话的弦索伴奏和鼓板节拍及七言、十言两类句式，是全部承袭了词话基因的曲艺，也是陕北说书的前身。据《延绥镇志》所载，明末清初说书这门民间艺术已发展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特色，说唱时伴奏乐器主要使用琵琶，辅助乐器则是甩板。琵琶又称“批把”，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载：“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历史上将北方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称作“胡人”，当时的胡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由此可见，陕北说书艺人使用琵琶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及地域文化缘由的。
清末民国初年，说书底本主要是绣像鼓词，说书这门艺术还被统治者鄙视为下九流，说书从业者多是盲人。在陕北地区荒凉贫瘠的山沟里，常常是跛子拉着瞎子，跛子靠瞎子的嘴糊口，瞎子凭跛子的眼睛走路，他们相依为命，走乡串户，沿门乞讨，聊以为生，生存状况十分凄惨可怜。
陕北说书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发展到令人炫目之境，是从延安时期的新文艺运动开始。1936年11月，由丁玲、成仿吾等三十四人倡议，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不仅把文化摆到了特殊位置，强调要从单搞“武”的一面转到“文武双全”，而且标示出“文”的方面新的先进性。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明确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随之改造旧说书，并且成立了“陕北说书改进会”，林山任主任，韩启祥是旧民间艺人中改造旧书编唱新书的带头人，“陕北说书”这个称谓由此确定。这期间，以韩启祥为首的说书艺人改造旧书50多本，创编新书数十本，广为流传的有《红鞋女妖精》《翻身记》《血泪仇》《捉活鬼》《乌鸦告状》等。
陕北说书得到的最高尊崇荣誉就是韩启祥为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说书。（韩启祥《我给毛主席去说书》，资料镜头）
红五月哎五月红，
千万面红旗舞东风。
四二年五月二十三，
“讲话”发表在杨家岭，
毛主席讲话是指路灯，
文艺要为工农兵…….
四六年八月那一天，
我说新书乡亲们听。
坡洼洼上来了一个人，
老槐树上把马栓定。
他说毛主席请我去说书，
我的心跳的扑通通…….
毛主席坐在我对面，
红太阳照的我暖烘烘。
我把三弦定到最高音，
放声高唱东方红。
我一字一句道的清，
还怕毛主席听不清。
我说了《时事传》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
我想把所有的新书都唱给主席听……
弹上三弦我把新书唱，
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我的三弦就是机关枪，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陕北说书永远在黄土地唱，
红色江山万年长。
毛主席听了韩启祥的书后，不仅微笑点赞，还鼓励指路。“你的新书说得好，群众语言很丰富，但是三弦不好，全国解放后给你买把好三弦。新书要推广到全国去，今后你要多演唱工农兵，要多带徒弟，要把陕北说书传至后代”。一个旧社会被不屑一顾的下九流盲艺人，能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尊敬礼遇，说明陕北说书走进了中国文艺圣殿，跃上了历史发展最高峰，更诠释了毛泽东为何得民心得天下的要义秘诀。毛泽东说一不二，解放后果然为韩启祥买了一把上好的三弦，韩启祥也不负重托，终生牢记使命，成为一名颂党为民的优秀“三弦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北说书蓬勃发展，说书艺人如雨后春笋，陕北说书为获得新生的劳苦大众表演了无可替代的文化娱乐功能。
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期间，陕北说书被视为“封资修”的声音而被封杀。说书艺人被勒令停止活动，有的三弦、琵琶被砸毁。韩启祥、张俊功等说书大师也被戴上“黑”帽子遭批斗。
十年动乱结束，改革开放后，陕北说书的天又转为晴朗的天，陕北民众又在劳动间歇、各种民俗活动中听看说书艺人们的精彩说唱，三弦琵琶之音又在黄土高原绵绵萦绕。中华民族欣欣向荣的春天为韩启祥、张俊功等民间艺术家提供了更为广阔平坦的表演舞台。
浑厚的黄土地养育着一代代黄土地人繁衍生息、艰辛生存，独特的陕北说书艺术教化成陕北人鲜明的个性，这就是忠厚善良、豪爽仗义、爱憎分明、执着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