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黄成友，网络视频制作人
黄成友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浏览弹幕和评论。他创作的视频作品《四渡赤水》上线后，点击量迅速达到三百万。黄成友没有料到，这段数十年前的战争往事，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仍然能够获得如此之多的追捧。
【同期声】“上帝视角的神走位”“王者走位，神来之笔”“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绝境逢生”“共和国战神登场”……
【字幕】江西，瑞金市，沙洲坝镇；李德（1900-1974）；王智涛（1906-1999）
江西瑞金沙洲坝镇，这幢被称为“独立房子”的建筑曾住过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身高1米9，一到中央苏区就颇为引人注目。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1933年9月，他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李德的翻译王智涛曾这样回忆到：“九匹高头大马，四匹青色骡子，每次出行，四五个挎着盒子枪的警卫，好几个腰别手枪的干部，前呼后拥，马蹄嗒嗒，在苏区也算是一道风景线。”
1933年底的一天，对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感到担忧的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李德。两个人一见面就围绕着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他们的第一次谈话就不欢而散。
【同期声】张闻天夫人，刘英，时年89岁（文献纪录片《毛泽东》采访拍摄于1993年）：“他（毛泽东）很苦恼，这个时候他就在开会的时候提他的意见，说那样的打法不对，但是总是被否定。否定了以后，他后来也没有办法，他还是继续调查研究，他还是干他的工作。”
【字幕】杨永泰（1880-1936），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山雨欲来，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采取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并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红军。
【同期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陈力，研究院：“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是王明的那些‘左’倾路线的做法背离了我们党和群众的联系，使敌人这个‘七分政治’的种种措施就更能发挥它的作用了。”
【字幕】冯·赛克特（1866-1936）
在战术方面，蒋介石借助冯·赛克特、魏采尔等资深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了“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而红军的最高决策者们还在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不到一年时间，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缩减了一大半。
【同期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骏，教授：“李德提出，跟敌人打，全面的御敌呀，把敌人赶（出去）。赛克特不是提出‘堡垒政策’吗？他就跟对方打阵地战。敌强我弱怎么能打阵地战呢？结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字幕】电影《血战湘江》片段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的红军在湘江岸边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敌人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毅然从伤口扯断肠子，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渡过湘江后，令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残酷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再不改变现状就是死路一条。簸路途中，三副担架成为这一改变的缘起。
【字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同期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黄峥，研究员：“长征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他们三个人身体都不好，他们就是经常的要坐担架。那么躺在担架上长征的过程当中，他们三个人曾经在担架上不断地交换意见。”
【字幕】博古，李德
经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王稼祥都非常认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但此时，博古、李德才拥有红军最高指挥权。
【字幕】湖南，怀化市，通道县
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80多年前，这里举行的一场会议对于红军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紧急召开。在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毛泽东也出现在会场，这时的他已经被冷落两年多时间了。会议只有一个议题：红军往哪里去！博古、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向北进军，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则提出，红军应该西进贵州，为自己争取主动。
【同期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徐占权，研究员：“敌人接近二十多个师，能有几十万人。如果我们按照李德的要求直接北上湘西，那无疑要钻到敌人的口袋里边去，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进行决战，这有全军覆没的厄运。”
【字幕】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沈尧伊（2006年）；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1934年12月18日，长征以来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正式召开。博古仍然坚持红军转向湘西，但立即遭到了许多人反对。陈云在《红军长征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关键时刻，除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领导人，周恩来也支持了毛泽东。黎平会议明确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中央红军应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这次会议的决议让李德勃然大怒，
【同期声】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副主任：“李德就坚决反对，跟周恩来吵起来了，就拍桌子、跺板凳，把（桌上的）马灯都掀翻了。但是，周恩来表示，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你要坚决执行。”
在黎平，从中央苏区一路携带的冗余后勤物资被就地破坏掩埋。
【同期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黄峥，研究员：“长征开始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一次大转移。当时的红军等于把什么东西都带上了，其中有包括什么印刷机、X光机，什么杂七杂八的，还有坛坛罐罐、破箱子都带上了。这些给长征当时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舍弃了冗余的后勤物资，红军终于可以轻装前行。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此时，国民党方面，黔军在乌江沿岸展开部署，吴奇伟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即将形成合围之势。红军究竟应该何去何从？12月31日下午开始的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仍然对黎平会议的决议强烈反对，争论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今后红军的作战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字幕】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沈尧伊（2006年）；刘亚楼（1910-1965）
乌江，贵州境内第一大河流，以流急、滩多、谷狭闻名于世，是红军继续西进的必经之路。1935年1月1日，红军开始强渡乌江。白天的强渡没有成功，夜晚来临，红四团一营三连连长毛振华带几名战士悄悄渡江，埋伏在山脚下。第二天，战斗在此打响。刘亚楼，《渡乌江》：“三筏一齐向敌岸划去，一个划手同志竹篙连断三根，三次被敌枪打断，也不管敌火如何，只有坚决继续强划。”竹筏在机枪掩护下靠近对岸，毛振华等人配合进攻，实施夹击。驻守之敌以为红军主力已冲到面前，匆忙逃离阵地，乌江防线得以突破。渡过乌江的红军迅速向遵义进发。
遵义，位于中国西南腹地，扼守川黔交通要道。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遵义，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赢得了十几天的修整时间。这是红军长征路上所经过的最大一座城市，在这里，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电灯，还看了文艺演出。
与基层官兵的轻松愉悦相比，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者中间，一场事关前途命运的争论即将开始。
【字幕】油画《遵义会议》，沈尧伊（2016年）
在这个27平方米的空间里挤满了20个人，他们的争论起起伏伏。连续三天的会议，每天都从傍晚持续到深夜。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支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随后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同期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陈力，研究员：“中国革命战争应该怎么打才能取得胜利？他（毛泽东）通过具体的分析来说明只要战略战术、方针政策得当，红军是可以以少胜多、打败敌人的‘围剿’的。”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人的响应。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
【字幕】鸡鸣三省会议会址
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聂荣臻回忆录》：“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黄克诚自述》：“使广大指战员在迷茫之中看到光明、感到鼓舞，增强了信心。”刘伯承《回忆长征》：“遵义会议的精神传到到部队中，全军振奋，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同期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亲历者，伍修权，时年86岁（文献纪录片《毛泽东》采访拍摄于1993年）“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毛泽东的地位是他自己（威望）定的，因为他是有这样的威望，所以，他就形成了这样的地位。”
【字幕】北京，中央档案馆
遵义会议是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会议的细节长期不为人们所知。1982年，中央档案馆从一份特殊手稿中部分解开了这个谜团。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曾任陈云秘书：“1982年的年初，中央档案馆送过来一份历史的档案，内容主要是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作出的决议以及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决定。但遗憾的是，这份档案没有开头，也没有落款，没有标明时间和作者，都说不清楚是谁写的。”
【同期声】陈元，陈云之子：“我父亲看到以后，他是从笔迹和他的文风两方面立刻就认出来，这是当年他写的稿。”
根据这份手稿和陈云回忆，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柏辉章公馆召开，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开了三天，这三天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
【同期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徐占权，研究员：“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期4年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准备再战遵义。此时距遵义城80华里的娄山关已被国民党军占领。娄山关，海拔1576米，被称为黔北第一险要。毛泽东亲自点将，由彭雪枫率领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奇袭娄山关。随后，红军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感慨万千的毛泽东挥笔写下一首传世之作——《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字幕】贵州，遵义县，苟坝会议会址；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沈尧伊（2006年）
红军重占遵义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提议进攻打鼓新场。在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唯有毛泽东强烈反对。他根据敌情判断，这很可能是敌人的一个陷阱，但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这离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一个星期。当天深夜，辗转难眠的毛泽东还是按捺不住焦虑的心情，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
【同期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陈力，研究员：“毛泽东连夜去找周恩来，让周恩来再好好地考虑考虑，暂缓发布作战命令。”
周恩来说：“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滇军分别向打鼓新场增援推进，川军和中央军也在集合。”毛泽东说：“你看，我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还是对的。”在3月11日再次举行的中央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3月16日至17日，红军转兵西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随后又突然挥师东进，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再入贵州，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奔袭云南，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