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集：《谈判场内外的较量》
霍童古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位于宁德市蕉城区西北部。自隋朝谏议大夫黄鞠开基以来，引水溉田，开辟荒原，逐渐形成集镇。由桃源溪、后垄溪和金造溪三溪会合而成的霍童溪，又以水运之利发展成为通往屏南、古田、闽北政和及省城福州的交通枢纽。古镇中的霍童山素有“天下第一洞天”之称，为中国东南道教发祥地。
记者出镜:
青山绿水，古镇悠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蕉城区霍童镇的文昌阁。这座文昌阁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80年前的一天，这座古老的建筑见证了一场极为特殊的谈判--闽东国共和谈。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曾经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闽东红军和国民党地方当局为什么要谈判？谈判场内外都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闽东红军如何迈向新的征程呢？
在闽东党和红军独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国内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继“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日军铁蹄再次踏入中国华北地区，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民族抗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然而，长期转战在深山密林中的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仍未与党的上级取得联系。为进一步了解国内形势，8月上旬，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主力打下宁德八都重镇，从缴获的《申报》中看到了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得知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共闽东特委正式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北和南剿”政策，对闽东红军的军事“清剿”并没有消停。
果不其然。8月中旬,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二纵队从连罗地区回到宁德根据地，国民党福建保二旅旅长黄苏派一个加强连紧跟其后。
为了寻找有利战机，8月18日，红军主力部队连夜驻扎进蕉城区洋中镇的邑堡村。邑堡村是当年通往霍童、九都的交通要道。1934年9月，闽东红军独立师在邑堡村十里外的支提寺成立，村里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邑堡村住有60多户村民，近200人。一旦发生发战役，全村上下俨然是一支强大的“后勤部队”。
8月19日，红军主力部队在地形十分有利的亲母岭设伏准备迎战敌军。同时，邑堡村群众全村动员。村民分为挑担组、步哨组、后勤组、参战组，开始忙碌起来。
清晨，天刚蒙蒙亮，挑担组群众出发前往镇上购买粮食，准备补给后方。
步哨村民则兵分两路。暗哨组，设在坑尾村的黄土岭，一旦发生敌情，立刻用当地方言呼喊“番薯被牛吃掉了”。那么，假扮在亲母岭岔路上劳作的明哨组一听便知，有国民党兵进山围剿了。
响午时分，邑堡村山头的红军部队能清楚地看到穿黄色军服的敌兵沿着对面山陡峭的山路蠕动。粗略估算，约有100多人。红军
部队早已胜券在握，决定用这一仗来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促成与国民党当局的和谈。
下午两点多钟，只听前方一阵喊声：“番薯被牛吃掉了”——敌人已进入坑尾村。
战斗打响了。埋伏在亲母岭半岭上的部队首先开火，紧接着更高处的机枪开始猛烈扫射。亲历这场战斗的闽东独立师领导人阮英平、陈挺身先士卒，冲在队伍前头，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上世纪九十年代，陈挺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当场还有许多邑堡村自动赶来助战的群众，拿着梭标、扁担、锄头、柴刀帮我们拦截搜索残敌，抓了十几个俘虏给我们。战斗进行的很顺利，我们以几个轻伤的代价，全部歼灭了敌省保安旅的这个连130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
这场凝聚了群众智慧的“亲母岭反击战”也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一战，它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国民党福建当局接受了闽东特委提出的“停止内战，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
范式人泰然自若地迈向文昌阁中殿。国民党方面代表看见范式人一行来了，赶紧走到门口握手寒暄。
范式人此时的身份是中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兼闽东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而谈判对手就是在“亲母岭战役”中吃了败仗的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省保二旅旅长黄苏。陪同我方谈判的是闽东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郭文焕同志。
谈判桌上，黄苏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你们出头啰！”范式人听了这句带刺的话，针锋相对地回答他：“这不是什么出头的问题。现在全国人民要求国共合作，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历来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范式人（1909-1986）1909年6月出生于寿宁县鳌阳镇一个贫民家庭。1930年范式人参加革命，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范浚、叶秀蕃等建立了中共寿宁特支。1934年2月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改编为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十六连，范式人任连政治指导员。在范式人和连长赖金彪率领下，红十六连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巩固和扩大闽东苏区的一支劲旅而威震四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范式人与叶飞、阮英平等成为闽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并以寿宁岗垅地区为根据地，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斗争。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谈判，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暗地里剑拨弩张。谈判内容方方面面，核心内容只有四个字，“改编”和"收编"。黄苏提出要收编闽东独立师为福建保安旅。范式人则坚持闽东独立师只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队，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拒绝黄苏提出的无理要求。“改编”与“收编”，一字之差，谈判陷入僵局。
按照约定，从1937年9月开始，中共闽东特委相继派出全权代表范式人、阮英平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代表黄苏先后在霍童文昌阁、宁德天后宫举行了三次谈判。但三轮谈判始终没有结果。
缪慈潮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我们服从抗日大局，但我们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坚守自己党的领导，所以我们谈判不管范式人也好，阮英平也好，都是坚持一个主张，什么高官都收买不了，所以这个是大的原则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共产党就是坚持正义。
12月初，闽东红军终于盼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代表顾玉良。随后，在顾玉良的直接参与下，闽东特委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锋。经过范式人等的种种努力，国民党接受了闽东特委提出的条件。至此，整整持续了三个多月的谈判场较量，终以闽东特委一方的胜利而告终。1937年12月31日，中共闽东特委在国民党《福建民报》上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终于达成、共赴国难之愿望终于实现。
改编后的闽东红军在老根据地桃花溪吹响了集结号，在虎贝石堂（今文峰、梅鹤）整训后，移驻屏南县双溪和棠口。1938年2月，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从屏南的棠口出发，踏上了抗日征程。这支由1300多人组成的军队改编后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而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穿越历史的时空，霍童溪一路高歌而行，洗尽铅华、涤荡岁月，它见证了闽东特委运筹帷幄、斗智斗勇的荣光，唱响了闽东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抗日救亡的北上之歌。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浪花淘不尽英雄，淹没不了铁军前进的步伐。梵音袅袅的支提山、静谧安详的文昌阁，还有那山花烂漫的亲母岭，镌刻下的是历史不朽的篇章。
